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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企双重身份的企业高管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消极影响,并且强化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而那些旨在帮助企业发展的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和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质量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并未强化抑或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2)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为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增长之间关系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打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的体制障碍,加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那么,那些具有跨体制(即跨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体制障碍)联结关系的国有企业高管,是否会有助于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呢?鉴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改革途径,因此本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数据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关系的情况相比,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大;当跨体制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对于发生在管制性行业和不影响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股权转让,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正向影响越强。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主要通过传递交易信息和环境信息、缓解意识形态障碍等机制影响国有股权向私营企业转让。这些发现意味着,搭建国有企业高管与私营企业高管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造国有股权转让的公平交易环境,对助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影子银行在金融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考虑现阶段中国企业产权异质性,将中间品厂商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构建一个反映转型期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模型的结构参数,模拟出影子银行对信贷资源错配及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由民营企业融资受阻所反映出的信贷资源错配问题,使得我国信贷投放的使用效率低下,而影子银行尽管部分缓解了这一问题,但却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跨国公司进入究竟会如何影响本土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本文基于水平溢出与产业关联视角,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发现:(1)跨国公司进入通过水平溢出渠道降低了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而通过垂直溢出(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在总体上有益于提升本土企业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2)来自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另外,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总体上大于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3)在制度越完善的地区,跨国公司进入对本土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作用越大。(4)跨国公司进入在总体上显著降低了行业成本加成率分散度,有利于改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促进了本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向外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追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进入通过促进低成本加成率的本土企业退出市场,进而也降低了行业成本加成率分散度。本文为客观评估跨国公司进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来自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微观证据,同时对中国今后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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